在我国，警察的义务性介入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二是坚持社会共治，良性互动，凝聚合力。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未按规定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应按规定报告和处理。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曾经一段时间里，问题疫苗事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主体责任不落实、预防接种不规范、创新动力不足、保障力度不够、监管不到位、监管能力薄弱、违法成本低等突出问题。四是为严格疫苗管理、提升疫苗品质、发挥疫苗在防控疾病中的重要作用提供系统性制度保障。加强疫苗研发创新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疫苗都实行市场调节价，即由经营者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一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强化疫苗管理、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

疫苗管理法规定国家组织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科研单位、医疗卫生机构联合攻关，研制疾病预防、控制急需的疫苗。也有的提出，《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目前正在研究修改）明确规定，疫苗不得委托生产，过去发生的问题疫苗事件，也与委托生产有关，应进一步从严管理疫苗生产，明确疫苗不得委托生产。[23]有学者则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角度挖掘服务行政的内涵，将政府工作人员比拟为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将社会公众比喻作享受服务的顾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了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安全需求，倡导公安工作实现从权力到服务的转变。

然而，随着社会变迁和国家任务的变化，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与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形成三方乃至多方行政法关系，就其间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依法展开调整，在传统的自由防御型行政法范式基础上，利害调整型行政法这一新的范式应运而生，[32]并在警察行政领域中得以彰显。[54]参见[日]藤田宙靖：《行政法の基礎理論》上卷，有斐阁2005年版，第411页。张洪波：《公共领域中的警察权》，《政法学刊》2008年第4期，第112页。一般来说，若条文规定应当采取某种措施，原则上警察并无决定裁量的空间。

此种情形中，警察的介入并非防止和排除危险，而只不过是改善A在证明方面的处境，故警察并无此等权限。德国法上的警察介入请求权，大体等同于日本法上的行政介入请求权。

警察采取柔和化的行政措施来保护个人权利，体现的正是服务行政理念所主张的对于个人尊严的关怀。但是，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治安处罚的效果既包括对加害人的惩戒，也包括对被害人的保护，其目的不限于维护治安秩序，因而并不完全吻合警察职权性介入的目的要素。[56]这些理解皆不符合辅助性原则的要求。在此之后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反家庭暴力法，都要求警察在特定情形下以特定方式履行私权侵犯救助义务。

（二）义务性介入：行政法范式变革的呈现 警察履行介入民事领域的义务，时常也需要采用强制性、权力性手段，但与职权性介入不同的是，警察的义务性介入并非警察行政的固有内容，而是与20世纪中后期行政法范式变革所强调的保护个人权利的理念，以及与之相伴的警察介入请求权观念密切相关。而如果私主体拥有期待或请求警察实施介入行为的权利，则警察便有介入的义务。[52]参见前引[46]，関根謙一文，第224页以下。[6]例如，《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1989）、《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1992）、《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1995）。

[74]除法益重大性要件之外，实定法、司法实践和学说也对警情的紧急性给以了考虑。该条款的规范意义毋宁在于，当个人受制于个案的特殊境况，无法自行通过民事诉讼、仲裁等渠道解决纠纷以保障自身的权利时，警察有义务协助其排除利用上述渠道的困难。

[45]有关辅助性原则的讨论，参见蒋勇：《警察任务视角下我国警察职权的配置优化》，《公安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50页。柔性介入则是对当代服务行政理念的回应。

[68]参见前引[34]，宮田三郎书，第62页。[38]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行申597号行政裁定书。人民警察被誉为人民群众的守护神，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自然肩负了多样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意味着，公权力必须介入私人领域来保障个人利益，行政要承担更多责任。[50]不过，对于警察介入民事领域的职权性活动来说，此种理解似乎尚不周全。[60]参见前引[34]，宮田三郎书，第61页。

首先，如果实定法同时规定了公安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针对某一违法经营或交易行为的介入权限，即便情况并不紧急，且公安机关不具备在该情形下实施行政拘留的处罚权，警察仅以提供线索等方式主动介入亦不违反辅助性原则[19]参见朱最新：《论全能政府的法律特征》，《求实》2005年第8期，第72页。

服务行政理念所要回答的是，当个人不再能凭藉自身的力量维持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而必须仰赖政府的‘生存照顾时，政府是不是应该为个人提供服务、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提供服务、如何提供服务，以及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等等问题。关于实定法规范究竟体现了法定主义还是便宜主义的要求，通常可根据条文的规范表达作出判断。

[20]这意味着，在有限政府模式中，警察为保护个人权利而介入民事领域虽具有正当性，但此种介入行为并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章志远：《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的法理基础》，《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105页。

2.辅助性原则对于义务性介入的要求 警察的义务性介入立足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从而与民事诉讼、仲裁等私法上的权利救济渠道存在功能交叠。[43]这即是说，在个人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联性不断增强、对行政的依赖愈发凸显的今日，维护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体的尊严，亦是服务行政理念的要义之一。警察的介入行为亦可整合为三种类型：作为警察行政之固有内容的、以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职权性介入，行政法范式变革下以保护个人权利为目的的义务性介入，以及基于服务行政理念的柔性介入。然而，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大多以不干涉民事原则为起点展开，[7]少有对警察行政何以能够介入民事领域予以正面分析。

立法者将权限赋予警察，是其基于自身判断，认为在满足必要条件时，由警察行使权限以解决事态，对于保护个人权利和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来说是必要的。只有在合理确信其他行政机关无法及时排除紧急危险之时，警察才可先行介入违法经营或交易活动。

[64]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是对职权性介入和义务性介入的潜在要求。鉴此，本文尝试在实定法的秩序框架内，对警察行政介入民事领域的理论问题予以初步探讨，首先考察警察行政介入民事领域的正当性基础，进而对实定法和警务实践中纷繁复杂的介入情形加以类型化整合，最后探析应当采取何种规范性标准对各类介入行为予以调控。

要对警察行政介入民事领域的行为予以规范，首先需对各类介入情形加以整合和归类。鉴于个人在投诉无门，救济不易到来之预测恐惧心理下，较易逾越自力救济之界限，[37]容许警察承担概括性介入义务，不仅能拓展警察保护个人权利的场景，还可限缩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这一要件的解释论射程，避免自力救济的滥用和误用。

[14]参见前引[10]，米田雅宏书，第182页。[33]尽管学说上认为，基于警察的介入义务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私主体的介入请求权，唯有作为介入义务之依据的法规范包含了保护个人权利的旨趣，私主体的介入请求权才能成立，[34]但反过来理解，一旦私主体的介入请求权获得认可，也就等于承认警察客观上负有介入的义务。不过，按照现有的且在不断完善中的行政执法协作模式，公安机关借助信息报送反馈机制、办案联动机制、工作联系制度，及时向相关行政机关或执法协调机构通报违法线索等信息，或者利用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跨部门执法信息的互通互联，进而获取信息反馈，以弥补自身知识的不完备，也并非不可能实现。[21]尽管福斯多夫的服务行政理论强调服务关系的双方性，以及个人对于服务关系的依赖性，并未将国家单方面提供济助以及不以对待给付为要素的警察行政纳入其中，[22]但该理论以公共行政应为个人提供生存照顾为逻辑起点，体现了容许乃至要求行政权积极介入私人领域的价值立场。

[11]若按此理解，则几乎所有民事活动和民事关系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公共性面向。[45]有关辅助性原则的讨论，参见蒋勇：《警察任务视角下我国警察职权的配置优化》，《公安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50页。

警察实施义务性介入，形成的是三方法律关系。（一）职权性介入：警察行政的固有内容 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是警察的固有任务。

[56]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行申494号行政裁定书。关于辅助性原则的具体落实，有学者建议，在机构改革和相关特别法修改后，存在职能重叠的行政事务应主要由特定行政机关负责，公安机关不应主动介入。